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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资源为我所用 结题报告

作者: 发布时间:2015-12-03 00:00:00

 

社会文化资源为我所用

结题报告

执笔 张程远

 

一.问题提出(背景及意义)

1.相关概念

人类的文化都是以地域为基本元素的,这些元素的日积月累翻过来也会作用于文化,形成特定的文化环境,并成为教育的深层母体。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近年来,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备受教育理论研究者的青睐。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教育本身是广义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什么形态的文化,它首先都是社会现象,它与教育相伴而生,相随而长,互为前提,互相砥励。文化给教育事业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没有文化,就不会有教育,文化决定教育。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地方文化的教育都是残缺的。所以,在学校教育中渗透地方文化极为必要。这也是我们研究这一子课题的初衷,这是百年树人的重要环节。

在我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范围可大可小。地域文化中的“文化”,可以是单要素的,也可以是多要素的。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地域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在研究课题的过程中,我们对地方文化的概念也进一步加深了解。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地方文化则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在概念上小于地域文化。从操作上看,地域文化的概念过大,不好操作。因此,我们把着眼点放在地方文化上。

吴文化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今苏南浙北为代表,泛指吴地古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吴文化以先吴和吴国文化为基础,经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生长,及隋、唐、宋、元历代发育,至明代形成高峰。清代以来,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吴文化开始从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吴地文化的区域包括苏南浙北的环太湖流域,苏南是吴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区域。弘扬吴文化,是每个文化工作者的应尽义务。

教育,既要包括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也要包括地方文化教育,这是教育界的共识。在探索地方文化与教育结合,或者说把地方文化渗透进教育的道路上,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既要客服应试教育带来的认识上和实践上的困境,也要克服挖掘和研究的障碍。这都是我们努力的重点和方向。

2. 昆山概况

昆山是苏州市下辖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总面积927.68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占23.1%。地处上海与苏州之间;北至东北与常熟、太仓两市相连,东与上海嘉定、青浦两区交界,西与苏州相城区、吴中区、苏州工业园区接壤,南部水乡古镇周庄镇与吴江区毗邻,通达浙江,是江苏省3个试点省直管县(市)之一,行政区划属苏州。自秦代置娄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昆山是中国大陆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之首。近年昆山还凭借雄厚的综合实力蝉联福布斯中国最佳县级城市第一名。昆山交通便捷、教育发达、国际化水平高。财政收入603亿元,一般预算收入202亿元,工业总产值8200亿元。2012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2725.32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27000美元,按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73.76万人计算,人均GDP相当于60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5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3630元,居全国所有城市之首。昆山是“百戏之祖”昆曲的发源地,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之首。2010年9月,昆山与维也纳、新加坡等5城市获该年度联合国人居奖。

右图是昆山的市标。从整体看,是一个山体的图案,而祥云的图案则构成了“昆”字,暗合昆山市名,而且山体寓意“山高人为峰”,象征昆山人在攀登现代化新高峰的征程中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精神;祥云有吉祥如意之意,祥云图纹既象征以百戏之祖——昆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又以“@”象征IT产业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下方两朵祥云,也可以看成是浪花的形象,既体现了昆山的水乡文化特色,同时也表示“长江后浪推前浪”,暗喻一代代昆山人不断开创新局面。该市标从构图到寓意都体现了昆山的主要特征,融进了昆山的城市精神,表达了昆山开放的活力、融合的魅力、创新的动力和卓越的追求,象征着吉祥的昆山、绿色的昆山、文化的昆山、活力的昆山、腾飞的昆山、和谐的昆山。

综上,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昆山市的定位是注意到了文化的作用的,强调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发展。但具体到教育上,则问题多多。应试教育和现代信息的双重冲击,使得教育趋向固化,缺少文化的内涵。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值得全社会的广泛思考。将地方文化元素引入教育领域,为教育改革发展、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探索了一条新的道路,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和巨大的实践意义。

3. 全面看待地方文化

一方面,地方教育要走近地方文化,能够下得去,另一方面,地方教育又要跳出地方文化,能够出得来。因为下得去,所以感之肺腑,知之透彻;因为出得来,所以高瞻远瞩,明辨大势。作为地方文化的标志性载体,地方教育要传承地方文化,但要注意不是精华糟粕照单全收,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批判。对于地方组织不符合和谐社会,不符合科学发展,不符合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和掠夺式经营,地方教育既不能钻在象牙塔里不闻不问,也不能趋炎附势沦为错误势力的奴婢,而要鼓足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坚守独立的精神,把住知识阶层的操守和气节,敢于说不,勇于扮演诤友的角色。当然,批判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传承和弘扬地方优秀的文化传统,才是地方教育的根本目标。地方教育要善于总结地方文化研究成果,通过课堂传授、专家讲座、媒体宣传、会议交流、实践活动等多渠道多方式,向广大师生和社会群体广泛传播,在地方社会积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教育和地方文化才能结合的很好,才会取得积极的效果。

4.地方文化如何与教育相结合

地方文化如何与教育相结合,是教育工作者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承载浓郁民族特色的地方文化不仅是校本课程开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而且是校本课程开发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价值之所在。但基于地域特色文化的校本课程的开发,就学校层面而言,是一份责任。要重视学生独立思考、理性质疑及批判反思,要重视把当代核心价值观融人到地方传统文化当中,校本课程才有生命力。植根于地域特色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不仅可以挖掘地方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使校本课程回归学生的真实生活,而且可以为学生的发展打好必要的精神“底色”,增强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培养热爱家乡的感情,更好地帮助学生的健康成长,促进多元化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形式主义,不能有效进行渗透。基于这种现状,我们在进行实践的时候,选择昆山文化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作为载体,进行全面渗透。

    二.研究过程

1. “让每一面墙壁会说话,让每一棵小草会说话”成为学校环境文化。为了充分发挥校园环境的育人功能,我们不断加强对校园环境文化建设的统筹指导,要求学校立足学校自身条件,因地制宜,打造独具风格的校园环境文化。利用本地文化景点的图画、图案等布置校园,悬挂地方名人的诗词警句,使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学生学习、探究、实践的园地;通过对校舍、道路的命名,汇成了学校地方文化长廊,让校园的一景一物,每堵墙壁、每个角落都能发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通过开展“诗香校园”创建活动,加强黑板文化、橱窗文化、墙壁文化、花池文化、教室文化、走廊文化等建设。

2.围绕教育目标,结合实际,有计划地安排好各种活动,让学校文化得到提升。在校内活动方面,发挥课堂的作用,将地方文化教育渗透到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课堂教学中,丰富教学内容。同时,加强课外活动的引导,组织各种形式的艺术节、科技节及读书、读报、演讲等,弘扬优秀地方文化,形成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快乐校园氛围。在校外活动方面,结合本地的风俗和节日,设计、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利用入学毕业、入队离队、入团、成人仪式等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到校外教育基地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践行教育方针,实现教育目标与教育实践的互动。

3.整合昆山的社会文化资源。

就像镶嵌在上海与苏州之间的一颗璀璨明珠,发源于这里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以及以“中国第一水乡”周庄为代表的水乡古镇,构成了昆山文化永恒的背景。因为,昆曲和周庄就是昆山文化必备的元素。昆曲唱腔华丽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可以说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通过对昆曲的研究和了解,主要培养学生的一种精神境界。周庄的魅力,还在于它的文化蕴涵。沈厅、张厅、迷楼、叶楚伧故居、澄虚道院、全福寺等名胜古迹,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和观赏价值。西晋文学家张翰(字季鹰),唐代诗人刘禹锡、陆龟蒙等曾寓居周庄;元末明初沈万三得天时地利,成为江南巨富;近代柳亚子、陈去病等南社发起人,曾聚会迷楼饮酒吟诗;当代名人到周庄采风者更不胜枚举,像台湾作家三毛那样钟情周庄,像旅美华人画家陈逸飞画了油画《双桥》后和"双桥"一样驰名世界,像著名画家吴冠中赞誉 "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像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称颂"周庄是中国的一个宝"等,他们对周庄情有独钟,可见周庄的魅力何其无穷!

4.弘扬顾炎武精神。

昆山先贤顾炎武是一代宗师,先生人格高尚,学术不朽。他的思想,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顾炎武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章,我们应该大力弘扬。

昆山市一中创建于1924年,开昆山中等教育之先河,9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一大批名师先贤在这里弘文励教。90多年的岁月中,学校教师始终秉承“秉诚务实”的校风和“修德博识,崇实尚严”的教风,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勇担社会责任。

学校创立之初,德高望重的吴粹伦先生被聘为首任校长,他提出并亲自题写校训:诚笃朴实。诚笃朴实的核心就是至诚和至实,且内涵和外延丰富,既是做人的准则,也是做事的起点,还是责任与理想的源泉。诚发自于心,实外化于行,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无诚之实,缺少魅力,无实之诚,难免浮夸。唯至诚至实,方可成其大,铸其恢宏。

学者尊称顾炎武为亭林先生,他的风范被誉为亭林精神。作为大思想家的顾炎武,道德、文章并茂,是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言、立行的典范,历来受世人推崇。梁启超说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无疑是对一个学者的最高嘉许。顾炎武是至诚至实的典范,他也因此成为道德楷模和学术昆仑。顾炎武是一个丰富的人,亭林精神也是丰富的,“诚笃朴实”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亭林精神的核心。至诚与至实,造就了伟大的亭林精神。一中校训“诚笃朴实”与亭林精神如此契合,不止是一种缘分,更体现出江南文化的某种特质。历史有时候是偶然的,但永远都有必然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中继承和弘扬亭林精神,便成了特殊的文化使命。

为落实国家、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推进普通高中特色建设,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决定从2011年起启动普通高中课程基地建设,旨在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引导学生高效学习,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推动学校特色发展。

在2014年9月建校九十周年之际,我校启动课程基地创建工作。王志家校长征求意见时,我提出了自己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当今中国教育诸多问题的根源是社会责任意识教育的缺失,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莫不如此。我强调,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属于深层德育教育,也是德育教育的根本,忽视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德育教育终将流于形式,效果甚微,必然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我进而建议,建设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用顾炎武的高度社会责任意识浸润师生,为深层德育教育探寻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新路,为学校德育教育找到坚实的抓手,抛弃长期以来德育教育的空对空模式。我的提议不但得到校长的高度认可,且在学校办公会议表决时全票通过。学校内部极为平常的这个工作决定,其影响却远超我们的想象。先是得到昆山市教育局的充分肯定,将其列为2015年昆山教育的实事工程;继而昆山市委宣传部、昆山市财政局、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顾炎武故居、苏州市名人馆等部门或单位也表示鼎力相助。苏州市教育局更是对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高度重视,快速通过市级评审,送交江苏省教育厅基教科。课程基地的两位顾问,南京大学许苏民教授和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对我们的工作十分认同,许先生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周先生说顾炎武应该成为昆山的第一张文化名片,认为顾炎武的诸多思想具有永恒价值,值得弘扬和普及。两位先生还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于2015年5月来校对课程基地的核心团队进行专业指导。著名书法家苏泽立欣然为课程基地题字。2015年夏天,我校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已经通过江苏省教育厅基教科的答辩评审,正式确定为省级课程基地。

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建设,是我校长期的文化教育工程,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江苏省财政厅和昆山市财政局联合提供600万人民币,用于场馆建设和其他各项投入。2015年9月,建设总面积达500平方米的课程基地专用展厅、专用教室、互动教室、放映厅(演播厅)、会议室、办公室、资料室等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课程基地基础教材(必修)《人师顾炎武》和一期开发的选修教材《顾炎武名言释读》于2015年9月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选修教材《顾炎武诗歌中的家国情怀》、《顾炎武交友之道与北游研究》等也在编写之中,预计2016年出版。课程基地的报纸《亭林风》于2015年5月1日创刊,至今已出版六期;网站《心同山河》于2015年10月正式开通;杂志《苍生为念》正在筹备中。为配合课程基地建设,我们还申请了省级课题《基于顾炎武治行风范的师生社会责任意识教育策略研究》,目前已被批准为省级重点课题。课程基地还定期组织专家讲座,组织师生参观课程基地的实践基地,举办征文、演讲和诗歌朗诵等活动。2015年5月启动了课程基地专家莅校指导系列活动,目前课程基地的顾问许苏民教授、周可真教授和历史特级教师周明已先后莅校指导。2015年6月,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与我校课程基地在我校联合开展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征文活动。2015年8月31日,顾炎武研究会和我校联合举办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研讨会”。2015年10月16日,我校隆重举行“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揭牌暨校本教材发行仪式”,课程基地正式启动运作,《光明日报》等媒体对此作了专门报道。课程基地启动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苏州市和昆山市教育部门以及各类社会机构的多位领导专程来校参观课程基地并指导工作。

我们建立顾炎武思想课程基地,不仅因为顾炎武是江苏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昆山乡贤,是现代昆山的一个文化符号,更主要的是因为顾炎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因为他光耀古今的人格力量。如果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那顾炎武可谓是这个符号、这个象征的最佳继任者,有人说顾炎武是半个孔子,并不为过。把顾炎武思想囿于学术交流和讨论的范畴,是对优秀文化资源的巨大浪费,更违背先生经世致用的精神。仰慕先生者众,研究先生者多,但把先生及其思想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程,我们是开创者。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被人们不断进行重估。在21世纪,我们应该重估顾炎武的价值。先生和他的思想,足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从先生那里找到一把钥匙。

没有人可以独自生活,每个人都离不开社会,都有对他人的关怀和义务。对社会负责,对他人负责的责任感,就是社会责任意识。与之相对,就是自私自利,即仅仅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活。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群体来支撑,一旦这个群体的规模低于警戒线,便是先生所说的“亡天下”。当恶化到社会的整体都没有责任意识的时候,国家和民族也就失去了凝聚力,亡国也就在所难免了。当前,我国面临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价值危机等,其根源,就是社会责任意识的严重缺失导致的个人私欲无限膨胀所致。换言之,现今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正是社会责任意识缺失造成的严重后果。由此观之,我们以宣传普及顾炎武思想为切入点和载体培养师生社会责任意识是有切实的现实意义的。

先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极少的通儒之一,这里的通既是学问上的通,也是学行兼顾的通,先生被誉为“儒林楷模”,想必后者起了主要作用。秉承先生严谨精细的治学态度,发扬先生踏实稳健的处世情怀,遵循先生学行并举的实践精神,我们的工作便不会迷失方向,我们的努力将不孚众望。

    三.成效反思

1.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反思素质教育。我国教育界对中小学素质教育内涵的研究,实际上在中国的学校几乎没有素质教育。由于角度不同,给素质教育下的定义(或作的解释)不尽相同。有人依据“强调点”归纳“素质教育”有9类15个定义。这9类定义,有的属于词语定义;有的属于哲学定义;有的强调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有的同时强调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的强调公民素质;有的强调先天与后天相结合;有的把各种素质平列;有的试图划分素质层次;还有的强调通过科学途径充分发挥天赋。综观这些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有着共同特点:第一,认为素质教育是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第二,认为素质教育要依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有的定义虽然只提到人的发展,但并非是不考虑社会需要,而是针对“应试教育”忽视学生主体性的偏向而突出强调人的发展。第三,在某种意义上;素质使人联想到潜能,这些定义都主张充分开发智慧潜能。第四,不仅主张智慧潜能的充分开发,而且主张个性的全面发展,重视心理素质的培养。这些素质教育的定位普遍忽视了文化和历史的因为。为此,我们认为,素质教育中必须渗透文化的内涵,尤其是地方文化。

2. 在资讯发达的时代,在大市场的背景下,地域文化差别正逐步缩小,不仔细加以考察、深入发掘,是不会有那么多的现成资料可供选用的。因此,我们全区地方文化时要强调个性。

3. 挖掘、研究、弘扬一个地区的优秀历史文化,对于教育下一代、提高本地知名度乃至促进经济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个优秀的地方文化专版,应该利用宣传阵地,让本地人和外地人都能领略古代文化积淀的精华和新时期的文化风韵,最终着眼于衔接优良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

4.渗透地方文化教育需要强有力的抓手

文化教育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我们得出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以具体具体文化人物为抓手,做实做深。我们选择是昆山第一号名人——顾炎武。原因如下:

(1)高度社会责任意识造就了先生以天下大任为灵魂的爱国情怀

顾炎武被人们熟知,更多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掷地有声的八字壮语和他始终如一的爱国主义情怀。“在20世纪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顾炎武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依然发挥着巨大而恒久的激励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年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动员全民抗战的最响亮的口号。如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仍是海内外华人教育界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顾炎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深挚和彻底的,“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顾炎武:《病起与蓟门当事书》)、“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顾炎武《精卫》)、“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顾炎武《五十初度时在昌平》)正是先生爱国情怀的真实写照。

我们该怎样理解爱国主义?怎么理解顾炎武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包含了这样的态度: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把“祖国”看作道德的标准或价值,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和团体利益之上。这是积极爱国主义的内涵,也是先生爱国主义精神的起点和归宿。先生始终热切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并身体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任何国家,任何时代,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都是上下的共识。过激的爱国主义宣传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空泛的爱国主义教育容易流于形式。若要避免爱国主义宣传可能产生的负面性,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就必须要明确积极爱国主义的认识来源。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顾炎武那里得到启发。

先生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力量和源泉,是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离开社会责任意识去看顾炎武的爱国主义,就会限于误区。如有人认为顾炎武的爱国主义就是反清复明,就是愚忠,其原因就是忽视了先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先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体现在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观中。他认为天下是每一个人的天下,所以才匹夫有责。先生着眼的是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前途,而非一家一姓。他忠于的是天下,是百姓,是民族文化。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将先生的爱国情怀与爱天下苍生联系在一起,而非狭隘的反抗外族入侵那么简单。正如托马斯·杰弗逊所说,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先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明朝的腐朽黑暗统治,洞察明朝必然灭亡和整个民族沦亡的原因,这足以证明他不是愚忠。先生之所以矢志不渝的坚持反清复明,是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他“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忠于本民族的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忠君,这无疑是爱国的表现,具有历史的和道德的合理性,所以顾炎武不能不把忠于国家民族与忠君联系起来。”顾炎武亲身经历了满清对汉人的大屠杀,作为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爱国者,让他接受清王朝显然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把顾炎武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理解为忠君,是对这位思想伟人的极大误解。

没有社会责任意识的爱国主义是表面的、虚伪的、可怕的。安卜罗斯·皮尔斯说,爱国主义是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塞缪尔· 约翰逊说,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皮尔斯和约翰逊指出了爱国主义的负面影响,前者认为爱国主义容易被野心家利用,后者认为爱国主义容易沦为口号和借口。究其根源,这些人的爱国主义不是建立在社会责任意识的基础上,而是把爱国主义装扮成政治工具和谋生手段。建立在社会责任意识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才是真诚的,才不会流于形式,被人利用。顾炎武的爱国主义正是建立在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基础之上,所以让人感到真诚和负责。

在先生看来,只要是对国家和民族有利的传统都要继承和学习,学术不拘于形式,而要严谨务实,经世致用。而至于后世把他归于哪一家,是否认同他的学术形式,则根本不是先生考虑的,这就是只为国家和民族思辨,而不为自身谋利的顾炎武。从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角度去认识先生,才能够充分理解他的天下观,理解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才能够避免纠缠他的阶级立场、学术渊源、北游原因,甚至宽容他的“偏执”,比如他对李贽的攻击。那些沽名钓誉、企图名垂青史的人,在境界上根本无法企及先生,当然对他的误解也就是正常的。章太炎先生认为,顾炎武即使是在对古音韵学和古代金石遗文的研究中,也倾注着其深沉的爱国主义热情,“若顾宁人者,甄明音韵,纤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者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吾辈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      

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可谓问题多多:过分激进,地域色彩浓厚,好做表面文章,不切实际,缺乏客观的立场等等。“狭隘、形式、工具、盲目”成为当今爱国主义的四大隐患,其根源就在于全民社会责任意识的缺乏。先生的一生告诉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从培养全民的社会责任意识着手。一个缺少社会责任意识的族群,爱国主义就只能流于形式,成为无序的群魔乱舞,甚至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人只能空谈爱国,或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别有所图。先生的爱国动机、爱国理念和爱国言行到处闪耀着社会责任意识的光辉,崇高而深沉。先生的爱国精神难能可贵,历来为后世弘扬和学习,也许正源于此。

一份机构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各省高考头名中,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就业或创业的人数比较少,大多数选择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进而留在国外工作、定居。对于他们的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爱国主义教育的维度看,他们的人生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有缺失的。在明朝极度腐朽,且国已灭亡的历史环境下,顾炎武没有选择投降异族,而是为民族的复兴而奔波终生。先生没有选择屈原式的悲壮和无奈,而是为民族复兴竭尽全力。先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建立在高度社会责任意识基础上的爱国情怀,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政治腐败绝不是不爱国的理由。如果一个国家完美到无可挑剔,才会有更多的人爱国,那这种爱国无疑是经不住考验的。只有从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入手去还原先生的爱国情怀,才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才最有益于当今。

(2)高度社会责任意识造就了先生以足行万里为根基的学术成就

顾炎武在《日知录·夫子言性与天道》中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先生对“置四海困穷不言”的不良学风痛心疾首,借古讽今,抨击士人逃避社会责任,空谈误国。通过这段话,可以洞察先生学行操守的来源,准确定位先生的心路历程。我国历史上爱国文人学者屡见不鲜,但一生矢志不渝为救国救民而实践奔波者,恐怕只有先生一人。先生跋涉关山,调查研究,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思考。先生的学术精神恰是其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凝结。历来史家及学者纷纷探究顾炎武北游的原因,并为此争论不休。如果从社会责任意识的视角去看先生北游,我们就会少一些猎奇,多一分感触与敬意。世事无常,人生亦无常,先生北游就是这无常的一部分。先生不是固守书斋高谈阔论的文人,他的生命与事业是在行走中实现的。由于先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即使没有家仇国恨,他也会本着这种意识和情怀,在行走中孜孜探求济世安邦之路。

当代学者陈平原说:“虽然很多人认为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鼻祖,但后人很难有顾炎武那种生气淋漓的气象,原因就在于他们大多没有田野考察风餐露宿的经历,只是在书屋里做学问;更没有顾炎武那样强烈的痛苦和欲望,其学问缺少压在纸背的东西。顾炎武是一位有着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创造的大思想家。”(陈平原《能文而不为文人——顾炎武的为人与为文》)是行走丰富了先生的人生经历,提升了他的学术内涵,也是先生成为“儒林楷模”的重要因素。顾炎武是毛泽东十分推崇的知识分子,他之所以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除了爱国精神,更主要是在于先生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在于他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实践,在于他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风。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必须融入实践才能有所作为。

行走是顾炎武生命价值的体现方式,没有诗意的浪漫,只有感时忧世的情怀和民族复兴的使命感随之前行。如果说先生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的话,那这种行走实践则是其宝贵精神财富的灵魂。忽略先生的实践精神,那我们就只能站在远离的先生的位置去看他,永远都不会清晰,先生永远都是孤独的。

现如今,应试教育的功利性把学生框定在一张书桌上,学生疲于做题考试,没有时间也不愿意花时间走入社会进行实践,更不要说通过足行天下的方式践行济世兴邦的社会责任意识了。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手机、计算机的普及使用,今天的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掌握全球资讯,“宅”渐渐成为近几年流行的字眼。学生对社会对国家的认识,大多是纸上谈兵,眼高手低,与先生“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经世致用观渐行渐远。鉴于此,在学生群体中弘扬顾炎武以责任意识为根基的实践精神,就愈发显得重要。我们当把先生的实践精神,作为德育教育的优秀素材传导给高中生。虽然学生时代他们很难像先生那样去践行自己的理想,但把这种实践的意识作为他们的人生指南,对其个人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其意义不言而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先生这种实践精神。先生留给我们的这笔财富,万不可遗失。

(3)高度社会责任意识造就了先生以行己有耻为底线的傲岸人格

顾炎武人格傲岸,耿介绝俗。先生独立特行,人格独立,即耿介。“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也。”(《日知录·耿介》)先生倡导人格独立,认为个人独立是国家独立的根基。在先生看来,在腐朽的社会风气中“耿介”的品格更为宝贵,它可以使人保持特立独行的节操,恪尽职守,避免同流合污。

先生耿介绝俗的人格是大智大勇,敢于担当的体现,而不是独善其身的自娱自乐;是以天下为己任,严于律己的坚守,而不是自高自大的唯我独尊。先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为中华民族刻画了两个文化符号,一是为整个民族起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座右铭,一是为整个民族划了“耻”这条道德底线。这种恢宏的气象,恐怕是其他儒者难以企及的。仅凭这两点,足以使先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圣人。这两个文化符号,恰是先生傲岸人格的升华。

先生认为耻为万恶之渊薮,是社会罪恶的根源,因此把“行己有耻”作为人格操守的底线和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根本。先生进而强调,士大夫是公众人物,是代表着国家形象的一群人,所以说士大夫的无耻乃是国家的耻辱。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认为廉耻问题已不止是道德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先生主张在社会生活中划一条“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即不要做有违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不要做有违爱国主义原则、有损国格和人格的事、不与腐败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不枉道事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信念和操守。

先生之耿介绝俗不是性格的偏执,而是建立在高度社会责任意识基础上的一种人生信念,反映出他天下大任的高尚情怀和天地大爱的忧世心情,“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日知录·不醉反耻》)当下的基础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生道德素养的缺失。物质上的急速发展将精神文明的建设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出生在世纪之交的学生们,从小身边就充斥着各类或好或坏的事物,经常在新旧的理念和道德中间迷惑和徘徊。很多学生对父母和师长缺乏尊重,对学业和其他相关活动存在明显的功利心态,对身边的丑恶现象没有抵制和拒绝的勇气,甚至于对是非都缺少辨别的能力。因此,先生“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在塑造高中生的价值观方面,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顾炎武一生傲岸的人格特征,始终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相伴。先生始终以儒家君子甚至圣人的人格标准约束自己的治行,成为无可争议的儒林楷模。正如梁启超所言,“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问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

“中华十大传统美德”(简称“中华十德”)源于孔子归纳、总结、提出的儒家学说,是指:仁、义、礼、智、信、忠、孝、勤、公、省。顾炎武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能够做到,并且每个方面都超越他人的人,这是他傲岸人格的根本。顾炎武以苍生为念,一生为民生思辨,把古代的民本思想上升到新的高度,做到了“仁”。他坚持道义、正义和大义,并施行于天下;他见利思义,行有规范,做有准则,做到了义。他礼让谦和,处理纠纷讲礼法,处理名利关系讲礼让;在做人和求学上谦虚不骄,在荣誉和利益面前谦让不争,在人际交往中谦恭不燥,做到了礼。他博学多才,孜孜以求,自强不息;他智者不惑,明智、理智、有学识、有智慧,做到了“智”。他信实知报,讲究诚信和实干;他心口合一,知恩图报,做到了“信”。他忠于人民、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做到了“忠”。他体贴父母、热爱父母、孝敬父母,做到了“孝”。他勤劳俭朴,勤学向上,勤奋敬业,做到了勤。他为他人、为家国着想,公而忘私,整体利益至上,做到了“公”。他始终反躬自省,自律自警,做到了“省”。这些美德,成就了先生的君子人格和圣人人格,即通过修己以达内圣。

顾炎武的傲岸人格与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果给先生从西方找个知己,我觉得非托尔斯泰莫属。他们是东西方两座道德丰碑,他们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们的国家与人民,属于人类的良知与道德,而这一切都根源于他们始终如一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高尚的人格,不可能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反之亦然。这是先生一生给我们的启示。在高中师生中宣传顾炎武,用先生高尚人格中蕴含的社会责任意识浸润师生,功莫大焉!

(4)高度社会责任意识造就了先生以天地大爱为核心的远见卓识

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说:“学术的研究有一头和一尾,这一头是先秦,那一尾是明清。”顾炎武就是明清学林的最卓越代表。先生被誉为中国17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思想深邃、体系宏大,令人钦佩敬仰。先生之冷峻令人肃然起敬;先生之视野开阔、思虑久远,令人难以企及。

顾炎武的思想之所以卓越不凡,是因为他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生命和人生价值归宿。济世经邦居于顾炎武价值观的核心位置,是顾炎武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先生与古往今来的任何伟大思想家一样,关注的重点都是社会公共事务,并为之殚精竭虑的去思考、反省,并提出具有超前气象的独到见解。与先贤相比,顾炎武对社会公共事务关注更为彻底,且贯穿其终生。其思想价值和思想境界,可谓远迈前贤。

顾炎武是一位对民族未来有深远思考的大家,在哲学、史学、道德伦理、政治、经济、文学、军事和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了新的理论创造。“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他满怀深挚的爱国主义热情,认真总结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以‘明体适用’、‘引古筹今’的远见卓识,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并加以适乎时代要求的发挥,来建构未来民族复兴的蓝图……”

先生以极高的热情关心社会政治问题。基于明朝政治腐败导致亡国的基本认识,他高度关注防止腐败的途径。他是从现实的人、尤其是从皇帝和官员们的“私”和“欲”的现实存在出发,来探讨如何“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大公”的途径,探讨有效防止政治腐败的理性化的制度建设之路,在分权制衡、法制建设和“以名为治”的制度设置等方面提出了诸多颇具远见的主张。先生还倡导廉政文化,认为,明末统治者长期的政教缺失,导致了士大夫阶层道德沦丧,以至最终失天下而亡其国,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强调“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他主张为政者必须廉洁奉公,对官员要严格要求,要让制度和法制的警钟时刻在他们耳边响起而使他们时刻提高警惕,发挥其正面潜能。顾炎武在突破君尊臣卑、君贵民贱的传统观念的同时,时时将天下苍生萦念于心。先生提倡节俭,反对奢华。重民生,知疾苦,有爱心。他关于民本的诸多思想,不仅领先于那个时代,对今天也有颇多启迪。先生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发挥到极致,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际”,以天下苍生为念,主张藏富于民。先生关注新兴的市民阶层,主张自由贸易,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关注农民利益,关注民生,并阐述了“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这一超前的自由经济思想。

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顾炎武还提出了具有近代启蒙色彩的先进政治主张,他认为民族利益至上,痛批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的以一家一姓、一党派之私利为出发点的阴暗心理和陈腐观念。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恪守以古训今、经世致用之信念。他怀着极大的爱国情怀研究历史,触及现实问题的方方面面,从现实需要出发,服务于现实。先生揭露了宗教信仰的虚幻性,对于历代统治者迷信道教和佛教、不惜劳民伤财,士大夫迷信道教和佛教、放弃社会使命和责任的行为,一一作了严厉的批评。

先生还主张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先生特别重视文人的社会使命和责任,强调“士当以器识为先”和“文须有益于天下”;他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高扬“《十月之交》国风之义”,提倡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他所提出的“立言不为一时”的主张,更是近世学者大力提倡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先声。先生还抨击理学“至善”的道德理念,从现实存在的人性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来探讨最合乎人性之实际和社会生活发展之实际的切实可行的道德伦理规范。

先生的诸多思想主张和治国理念卓尔不群,见解独到,至今仍熠熠生辉。先生的这些远见卓识固然与他的阅读积累和超凡的才华与智慧密不可分,但最根本的还是源于先生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王家范教授说:“他从来不是对一朝兴衰之总结。他对明灭的反思其实也是对整个中华历史的全面彻底体检。他对整个中国的王朝历史、政治、文化、民生、学术,无一不点到”。高度社会责任意识是先生博大精深思想的原动力,更是先生思想历久而弥新的关键所在。“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顾炎武《与潘次耕札》)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意识越高,他的思想才越有价值。一个只为自己的人,纵然有四海才华,其思想可能盛极一时,但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先生一生为家国天下民生思辨,而非为一己之利,这成就了先生之伟大,也当为后世学者的精神依归。

我们很难站在和先生一样高的精神境界去认识先生,但也只有努力去达到他的境界,才能接近认识一个真正的顾炎武。而要达到他的境界,首先我们自己就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除此以外的途径,终将徒劳无益。

用先生气势恢宏的远见卓识感染师生,对塑造师生的人生观、世界观,规划他们的人生未来,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五.地域特色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的问题思考

地方文化有效地融入基础教育课程,要综合考虑地方文化的特点、基础教育课程的实际情况、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等方面的综合因素。围绕对这些因素的考虑,提出地方文化融入基础教育课程应遵循的原则。植根于地域特色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不仅可以挖掘地方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使校本课程回归学生的真实生活,而且可以为学生的发展打好必要的精神“底色”,增强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培养热爱家乡的感情,更好地帮助学生的健康成长,促进多元化发展。    

1.通过基于地域特色文化的校本课程的开发,引导学生亲身调查、探索与体验,对本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批判,从而感知本土文化品质,汲取其优秀的精神营养,是学校教育实现历史使命、完成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和发展的重要体现。从地方传统文化本身的构成看,它既具有丰富积极的内涵,也夹杂着有许多负面的存在。因此,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在自觉地、有意识地开展地方文化教育,或让学生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建构与塑造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积极探索,进行理性质疑及批判反思,尤其要重视把当代新的核心价值观念融人到地方传统文化当中,这样的校本课程才有生命力。

2.基于地域特色文化的校本课程的开发并不是教师编几本有关地方传统文化的教科书,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地来讲授就了事。倘若如此,不但使我们的校本课程变得索然无味,与现今遍布各地的一些乡土教材并无二致,而且,违背了校本课程开发的初衷与目标。作为学校层面,对于如何开发和实施校本课程,从一开始,就应该作为课程实施的一份责任和一个难点摆在我们的面前。因此,必须遵循如下原则。

(1)学生主体原则。基于地域特色文化的校本课程的开发是回归学生生活、促进个体发展的需要。地方文化是个体生活、成长的摇篮。不但那些方言、食俗、艺术、民居、社会风情等形态的物质文化构成了个体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精神层面的非物资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个体的心理及内在品质。以地方文化为底蕴的校本课程实施目标就是要让学生通过参与各种活动的实践,吸收、反省及建构地方文化。无论是发现问题、分析反思,还是开展活动,都需要学生对学科知识和地方文化进行整合,需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2)实施开放原则。传统的教育将学生禁锢在校园里、课堂上和书本中。教育过程的程式化扼制了学生吸纳知识养分的欲望,缩小了学生创新实践的空间,培养了“高分低能”的庸才。校本课程的开发就必须打破这种闭门造车的局面,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为学生提供尝试走向“外面世界”的时间和空间。所以课程实施是开放的。首先,课程实施的空间是开放的。它不只局限于校园,本地的工厂、乡村、历史古迹、自然风貌、人文景观都是校本课程开发的资源,也是校本课程实施的场所。其次,课程实施内容是开放的。它不只局限于本地方言、风土人情、民间艺术等传统文化内容,还要从地域文化与本地经济、社会、生活相互关联的视域领悟传统文化,从而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再次,课程实施形式是开放的。基于地域特色文化的校本课程实施拒绝从文本到文本,它积极倡导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如参观、访问、调研、直接参与等,使学生真正了解本土文化。

(3)自成体系原则。校本课程与地方课程、国家课程不同,它在设置上应自成体系,要考虑特定地域或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现实,力图让教师和学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如上所述的恭城地方传统文化课程序列,内容广泛,架构独立,若还能体现出传统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以及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并建构具有个人意义的评价方式和发展性评价体系,那么,基于地域特色文化的校本课程自然就会成为师生与社会生活的纽带,体现学校教育哲学的特色教学系统和学习环境也就自然而成。

(4)合理配置原则。基于地域特色文化的校本课程开发需要就地取材,对空间和时间、资金和人员要进行合理的配置。如在课时比重的编配上,不易作硬性精确的规定,而应作出弹性的概率分配,以体现该课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空间地域的选择上,应注意从学校周围的文化场所及民间组织中获得资源支持,为学生和教师学习实践提供方便;在资金和人员调配上,要集中财力和人力,统一使用和管理,保证在一定区域内,资源可以共享。

总之,在依托地域特色文化开发校本课程的实践中,我们取得了一些的经验,有了长足的进步,学校正向形成自身特色,打造农村职业教育品牌的目标阔步前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校本课程只有根植于生活的土壤中,立足于反映具有地域特色的课程资源,才能开出艳丽的花朵,散发出迷人的芳香。

六.展望

地方文化具有课程人文价值和课程工具价值。文化教育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后现代课程理论是地方课程融入基础教育课程的理论基础。地方课程融入基础教育课程应遵循兴趣主导原则、生活情境性原则、发展适应性原则和多方整合性原则。为使地方文化资源有效地融入基础教育课程,需要在确立课程的目标、选择课程的内容、组织课程的实施及课程的评价过程方面进行路径探索。

张程远 2015年11月

 

2015-12-03 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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